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

毛泽东是我们国伟大的领袖，他让我们中国解放独立，在世界站起来。毛泽东还是一个文人，他的诗词很振奋人心，下面学大为大家准备了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这位伟人。

首先要声明的是，如果说，我对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还有点意思，作为一个讲座，能连讲几十场而不衰的话，那么，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我讲毛泽东诗词，纯属无心插柳，歪打正着。坦白地讲，我对毛泽东诗词谈不上专门的研究，仅仅是由于这些年讲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古典诗词，讲到古典诗词在20世纪的最后一座高峰——毛泽东——原来仅仅是作为其中一个例子的毛泽东诗词，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专题了。此前所谓的一点儿功底，就是40年前——1965年左右看过周振甫先生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当时虽然不大懂，却终身难忘，什么时候都能张口就来，那时我10岁多一点，这就是童子功的长处。应该说，2005年1月16日下午在国防大学第三学术厅首讲毛泽东诗词，确实比较冒失，所谓“无知者无畏”吧。但“学然后知不足”，于是从此开始，陆续恶补关于毛泽东诗词、关于毛泽东的各种资料。读到现在，海内海外的、党内党外的、正面负面的有数十种之多，大概近4，000万字。这就逐渐整合成了今天我对毛泽东诗词的这样一种解读。

为什么叫“一种解读”?我只能说这是我个人对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一种解读，区别于其他解读，包括主流的解读——比如说，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对毛泽东做出了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客观的、准确的评价。类似这样的内容我尽量不重复，我的个人解读也许不做政治的、历史的、军事的、道德的评价，而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文学艺术的角度切入，谈这种文化怎么形成毛泽东的性格，怎么形成他的魅力和智慧，并进一步转化成他的优势。当然，从中多少也能体现出一些我个人文学批评的特点，即比较注重作家本体研究，除了诗词文本研究，还要花比较多的篇幅谈毛泽东其人其事。

再简单交代一下我这个解读的基本框架，即，一、二、三、四、五：一是“一个背景”;二是“两个代表”;三是“三个特点”;四是“四个佐证”;五是“五个来源”。

以上算是开场白。

先从一本书的尾声说起。这本书是英国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是经过审定认可的，也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研究毛泽东的最新成果。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有这么两段话，带有总结性质：

“毛是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小的土地上居住的约四分之一的人类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他掌握着只有中国历代那些最威严的皇帝才能与之相比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短短一代人的时间所发生的浓缩了的变化，需要西方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毛具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他是幻想家、政治家、天才的政治军事战略家、哲学家和诗人。”

这就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毛泽东。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谈到了毛泽东的诗词——“毛的诗就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抓住了那个时代痛苦的、无法平息的精神。”[1]

我觉得这是个巧合，在这本60多万字的书里，最后一句话居然说的是毛泽东诗词，这的确耐人寻味。当然，也有一些对毛泽东诗词的评论，譬如说：“唐诗的伟大翻译家亚瑟·瓦利就认为‘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又譬如说到毛泽东的书法，就认为“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理的程度……丝毫不顾运笔的传统章法，并且基本上是不相关联的”。[2]显而易见，这些评价基本不着调。但是，他对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的革命生涯相互关系的看法却别具一格。他说：“毛对诗歌的热爱，使他在东山高级小学堂的那段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格外有光彩，而且这种爱好继续伴随他度过了以后所有动乱不安的岁月，这一爱好，也成为一种崇高的副旋律，调节了战争的野蛮，并使他从革命斗争的枯燥乏味的逻辑中走出来。”[3]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很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写了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专著、传记，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西方人看毛泽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约70年前，即1936年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代表作是《红星照耀中国》、《在延安》、《毛泽东印象记》;第二阶段是大约50年前到“文革”前，主要有美国学者史华兹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英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1966);第三阶段是30年前毛泽东逝世至今，主要有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历史的巨人毛泽东》(1979)、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1980)。最新的就是英国学者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为写此书，他来到中国，花了5年时间走长征路，采访当事人，查阅资料，该书英文版1999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随后译为法文、保加利亚文、捷克文、俄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是迄今为止西方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毛泽东传记。但是即便包括这本书在内，我总的印象是，他们看中国的政治、军事、历史还差强人意，可一旦谈到文学艺术，就相去甚远。这也是激发我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动力之一。因为东西方之间确有个跨文化“传通”的问题，不能苛求他们对毛泽东诗词的深入理解。

关于毛泽东的多个侧面，我多说两句。两年前李敖来大陆做了三场演讲，他给三场演讲的定位分别是“尼姑思凡”式、“金刚怒目”式和“慈眉善目”式。如果借用这三个定位来解读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在这三个侧面都有非常精彩的、经典的表现。

比如说“慈眉善目”的一面。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有一位已退休的女老师，叫汤景秀，20世纪50年代是中南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曾经多次陪毛泽东跳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问她，小鬼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汤景秀。毛泽东问哪个汤?三点水的汤!毛泽东说，北京有个小汤山，那就是你们家的山，下次你到了北京，我请你去小汤山。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种风格。现在汤景秀随便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起这几句话，就两眼放光，神采飞扬。她已经70多岁了。她当时的舞蹈队长叫俞九香，毛泽东也是问她名字，然后想想说，你这不对，鱼放久了只会臭，怎么会香呢，我建议你改一下，叫“鱼久臭”。

另外有一位孟锦云，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大家熟知张玉凤，而孟锦云就是与张玉凤一起陪伴毛泽东走过最后两年岁月的幕后人物。孟锦云是原空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1964年陪毛泽东跳舞而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一问她的名字就开起了玩笑，说：“你跟孟夫子一个姓，而且你这个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好啊!你湖北，我湖南，我们一湖之隔，你可算得是我的半个小老乡吧。”从此毛泽东称她为半个小老乡，并一直叫

她孟夫子。[4]

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因此他留给人的第一印象都非常深刻，显示了他的机智、风趣和幽默。另外一种问法是，你老家是哪里。只要你一报出地名来，他就能马上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大事，出过什么大人物。这又反映了毛泽东博闻强记的一面。通过这个和普通人沟通，往往能让你终生难忘。

再说“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比如说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我举一个细节。毛泽东说，彭几十年以来和我是三七开。就是说七分不合作，三分合作。这个话说得是很不客观的，而且说得太重。

彭德怀不能接受，说五五开行不行?毛泽东说，不行，就是三七开。这时候就顶上牛了，互不相让，不可开交，几乎是对骂起来，彭德怀说：“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吗?”毛泽东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5]朱老总听不下去了，

想调节一下，刚说没两句,毛泽东把穿着老头布鞋的脚抬到桌上来了，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这一下让朱老总也不敢吭声了。当然，事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其实是心存内疚的。据张耀祠回忆，1962年某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八万言的长信后，一大早就在颐年堂等彭德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倔脾气，几年不写，要写就写八万字。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防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6]张耀祠认为，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反思。毛泽东的这一面在今天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所见，这就是所谓的“金刚怒目”式。仅举一例，聊备一格。

三说“尼姑思凡”，居高临下而又亲和无间。毛泽东的这种风格对社会贤达、博学鸿儒特别具有征服力。我手边就有两个现成的例子。梁漱溟时隔半个世纪以后，深情回忆1938年春天那个夜晚的陕北窑洞，他和毛泽东就中国的抗日前途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

“毛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茶。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7]

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1957年3月12日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9]

桀骜如梁公，清高如傅君。接谈之下，欣然就范。

梁漱溟的第三句话说：“毛的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没有最大的功劳，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说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我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颇为复杂。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我目睹过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批斗和造反派上家里抄家的种种场景。尤其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我只读了5年小学，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在初中混了两年，就赶上了“老三届”的末班车，下放到农村去了。在读书的最好时光，没读到书，这是我此生的最大遗憾。这是时代造成的，“文革”造成的，和毛泽东直接相关。所以，当1976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追悼大会的时候，我在东南沿海某军营招待所的房间里，独自面向北方，按北京追悼会的程序，作虔诚的追悼。理智告诉我应该哭，但就是没有眼泪，感情有点迷茫，有点空白，有点惶恐，有点失落，也有一点庆幸和解脱……但是当毛泽东离去30年之后，当我经历了家事、世事和国事沧桑巨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可以更加平静、客观，从而看得更清晰一些。这时，反倒感觉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因此，就说到了毛泽东离开我们30年来，中国内地对毛泽东评价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小变化是1976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毛泽东虽然离去了，但政治上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变化不大，显示出了一种民族的巨大的思维惯性。

第二个大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时，人们眼中看到更多的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看到的是非神的一面，是人的一面，普通平凡的一面，有局限的一面，甚至是犯错误的一面。当时的党内文件中还有这样的原话，比如《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第二卷第679页中说：“毛主席的像在过去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程度。”还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10]同时，1980年全国只有21万人到韶山参观。这个时期也有把毛泽东妖魔化的书，比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这种情况的转折点是1989年，那年以后又开始重新印毛主席像，那时印了37万张。到1991年，就飙升到了5，000万张，很多家庭又开始贴毛主席像了。

第三个变化始于1990年初。有个现象很奇怪，好像突然一夜之间，所有的出租车里边都挂上毛主席像了。最近我看资料，找到了出处，源于何处?是因为1990年的某一天，在广州市的街头出了个车祸，八车连环相撞，结果七个司机重伤，只有一个人安然无恙，完好无缺。为什么呢?一看，他的车里挂了个毛主席像。然后，所有的出租车都挂上了毛主席像。人们又开始把毛泽东当成神了，祈求他保佑平安。[11]

之后的高潮是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家可能看过很多报道和影像资料。毛泽东的铜像迎回韶山的时候，日月星同辉，杜鹃花提前一个月怒放，等等。确有其事。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个人感觉毛泽东热还在持续升温，而且这个升温不是源于政府的发动。比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电视剧《长征》、《延安颂》，以及电视文献片《诗人毛泽东》等的播出掀起了新的热潮。我个人感觉，这是一种“政治淡出”和“文化凸显”。政府没有更大的动作，更多的悼念、缅怀、追思是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来自人们内心。最近我查了一下网上网页，在全世界的华人中，最高的是文体明星，周杰伦2，300万，姚明2，100万，李宇春1，700万。除了文体明星，毛泽东是第一名，1，400多万。另外，2005年底，以全国妇联为首的六家单位有一个调查，在中学生里边调查“你心目中的英雄”。结果出人意料，第一名的英雄就是毛泽东。今天的中学生——实际是小孩——他们对毛泽东到底有多少了解?毛泽东何以成为他们心目中第一位的英雄?值得研究，更值得庆幸。

毛泽东的平民意识、草根意识、均富思想，毛泽东的缀满补丁的睡衣，都使我们感叹唏嘘，浮想联翩。前不久，2007年1月3日下午，我看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陈晓楠采访刘思齐。刘思齐回忆1949年10月中旬，新中国成立两周之后，毛泽东为毛岸英、刘思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婚礼。毛泽东说：任弼时身体不适就不要惊动他了。其余四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均偕夫人出席婚礼。规格极高，用度极俭，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郎新娘都没有新衣服，李讷找来一朵红色的绒花，别在刘思齐的衣服上，就算是一点喜庆的亮色。晚宴也甚为简单。饭后四大常委接着开会，毛岸英、刘思齐就去紫光阁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了，常委会也结束了。当他俩回到书屋，毛泽东把他们叫住，说你们等一下，随后从自己屋子里拿出了一件黑色的大衣，对毛岸英说：“我也没什么东西，就这件大衣，还是重庆谈判的时候买的，就送给岸英做个结婚纪念吧。”看看刘思齐后又补充说：“你们两个晚上可一起盖，这样思齐也就有份了。”以此一笑而解了自己的尴尬。一代开国领袖清贫如此，古今罕见。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我说这话的背景是：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除了少数像左宗棠收复准噶尔盆地，冯子材打镇南关，刘铭传收复台湾等局部战役，总体来说，是打败仗。100年来，民族的自信心不断下滑，按鲁迅的说法是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没有信心了，一盘散沙。中华民族自信心的下滑是什么时候停住的?应该是抗日战争。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号召之下，在世界进步力量支持之下，全民族空前团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也包括毛泽东不跟着共产国际和苏共“老子党”的指挥棒转，坚持探索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巨大勇气。再到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说当时日本有个教授对毛泽东的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因为日本从近代以来一直看不起中国人，他们承认是被美国人的原子弹打败了，被苏联红军打败了，而不承认是被中国人打败了。所以看到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暗自发笑：中国人站起来了?你毛泽东说站起来就站起来了?根本不把这当回事。然后，我们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出兵朝鲜是全世界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而且，在朝鲜和美国打了个平手。尤其是上甘岭战役，把美国人都打懵了。其实上甘岭地区只有37平方公里，相当于19公里的一个矩形的面积。但就是这个小高地，因其扼守着朝鲜中线的门户，作战双方都投入了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赌注。“联合国军”投入6万人，志愿军4万人，共10万大军。“联合国军”还动用了3，000架次飞机和170辆坦克，共向上甘岭发射了190万枚炮弹和5，600枚重磅炸弹。多的一天达30万枚，平均每秒6枚。激战最惨烈的1952年10月25日，双方反复争夺达40多次，但上甘岭高地就是岿然不动。从此，美军再没有向我方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线。可以说，经过上甘岭一战美国人从此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西方人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你必须击败另一个强国的军队。美国西点军校将上甘岭列入世界最著名战役之一。而日本防卫厅的材料——他们的军事教材，则认为，我们在朝鲜打的第二次战役，即长津湖围歼美国陆军王牌第一师使日本人深受震动。再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勒紧裤带搞出了“两弹一星”，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了近两年，西方政要如老布什、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布莱尔、普京、赖斯频繁来访，口口声声说中国是战略性的国际大国或国际性的战略大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外交辞令了。

李敖在《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一文中说：“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自唐朝以来久失了的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精神，它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12]。过去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我们还要加一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之谓也。

回到毛泽东诗词。我认同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即所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毛泽东治理军国大事之外，业余爱好写点诗词，但也足已称得上是泰山北斗。这个话我认同。以郭沫若词坛盟主之尊尚如此推崇毛诗，其他人自然信服。其实毛泽东不光是诗坛泰斗，在世人眼中，他首先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型的领袖。治大国如烹小鲜，谈笑间导引世界风云。我可以举两个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在游泳池边上穿着泳裤接见赫鲁晓夫。你不是以老子党自居吗?我让你牛!到了70年代，毛泽东就更是深居简出，常常让大国政要，如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上书房觐见。最近读回忆文章，读到1975年 10月，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后受到毛泽东接见，十分兴奋和自豪，因为当时西方大国政要往往攀比的是访华是否受到毛泽东接见，会谈时间多长……而且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未能实现访华见毛泽东的夙愿而成为终生大憾。这才是大国领袖的风范与魅力。

毛泽东开创了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民在那时站起来了。以上的为大家准备的关于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希望大家对他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